1930年4月10日，胡適撰文《我們走那條路》，提出“要打倒五個大仇敵”：一是貧窮；二是疾??；三是愚昧；四是貪污；五是擾亂。他還說：“任何事我都能容忍，只有愚蠢，我不能容忍?！倍薮酪埠?，愚昧也罷，都指向了一個人的思想狀態(tài)。
不過，這種事極其敏感，不能隨便提，更不能有特定的指向。如果你說一個人愚蠢或愚昧，對方十有八九和你急，甚至反問：“你可以詆毀我的人格，但請不要侮辱我的智商?！币簿褪钦f，不少人會覺得自己是聰明的，起碼不傻，不需要別人指手畫腳，曉之以理也不行，除非他自己認為自己是愚昧的，需要進步的。因此，我們經(jīng)常的做法是：即使看出對方思維上有什么破綻和漏洞，也要恭維說有思想、有見地。
人為什么會愚昧？想必也很好理解，除了先天因素外，主要緣于知識的淺薄和思維的懶惰，也可以說“不肯學”和“不肯思”。知識一旦淺薄，面對一些突發(fā)事故或意外現(xiàn)象就不會思考；思維一旦懶惰，出現(xiàn)問題時就習慣于依賴經(jīng)驗，缺少一定的洞察力和決策力。
如果一個人意識到自己的知識和思考力有所不足，會主動學習，遠離愚昧。而有的人，既不學又不思考，還覺得真理在握；與這類人交流，就困難得多。所以說，知道自己不知道，還有進步的機會；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才是最大的麻煩。
近代以來，面對中國積貧積弱的狀況，不少仁人志士痛心疾首，將矛頭指向了國民的劣根性，其中之一就是愚昧。因此，梁啟超“欲新一國之民”，魯迅想要改造國民性。孫中山作為一個實踐家，認為要對民眾進行訓導，他說：“我中國人民久處于專制之下，奴性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訓政時期，以洗除其舊染之污，奚能享民國主人之權(quán)利？”
隨著長時間的啟蒙及我國教育水平的不斷提高，不說國民性整體改造如何，起碼國人在擺脫愚昧這一點上的成果是顯而易見的。但是，我們尚不足沾沾自喜，因為當下之國人在思想層面，還存在一些問題：一是有知識沒思想，所謂我們不生產(chǎn)思想，我們只是知識的搬運工；二是懶得思考，覺得那只是徒增煩惱，遇到質(zhì)疑，就把狡辯當本事，爭點口舌之利；三是獨立的思想太少，時常是人云亦云，順水人情的吹捧多，真知灼見的批評少?？傮w說來，這些都與思維的懶惰有關(guān)。只是有的是想思考而不得要領(lǐng)，有的是不愿思考。
還有的人善于思考，有一定思想，可惜這種思想具有毒性。學者羅家倫認為，中國人的思想中有三種毒素：奴性的思想，專制的思想，昏亂的思想。所以他倡導變奴性的思想為獨立的思想，變專制的思想為平民的思想，變昏亂的思想為邏輯的思想。
從今天的輿論場來看，這三種毒素依然存在于許多人的頭腦中。以奴性思想來說，不少人對于“為民代言”者，認為那是“為國添亂”。這些人盡管手上沒權(quán)力，但嘴上經(jīng)常喊打喊殺，一派專制作風，氣急敗壞之下顯露出的實乃蒙昧無知和思想的昏亂。
（總公司辦公室轉(zhuǎn)載 作者：化定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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