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批判與愛，缺一不可。而價值尺度是一個極為要緊的東西，沒有價值尺度，你的批判就是罵街，沒有價值尺度，你的愛也只能是花癡。
●人生而平等。這個觀點并不是伴隨著人的產生而產生的，人類意識到“人是平等的”經歷了漫長的精神歷史。某種意義上說，人類的文明史就是人類尋找平等的歷史。
●價值失缺的嚴重后果就是文明程度的進一步下降，對崇高的訴求為零、對尊嚴的訴求為零、對體面的訴求為零。
●時代的變化首先落實在語言上，從根本上說，人類的活動其實就是語言的活動，“三句話不離本行”，本行就是一個人的文化特征。
關鍵詞一 現實主義
我們在研究小說和欣賞小說的時候時常有一個誤解，關注現實、描繪現實的作品就是現實主義的作品。其實，在中國，現實主義的復雜性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F實主義有兩個重要的前提：典型環(huán)境、典型人物。原則上這沒有錯，但是，在中國當代文學的語境中，典型意味著什么呢？差不多就是意識形態(tài)。這是一個漫長的、漸變的過程。我們的現實主義最終成了一個和現實無關的東西。
所以，在我這里，一直有一個自相矛盾的說法，我否認自己是一個現實主義作家，同時我又一再強調自己是一個關注現實的作家。其實我自己很清楚,我一點也不矛盾，是中國的現實主義實踐和文學意義上的現實主義有了很大的出入。
我希望自己是一個關注現實的人，同時我也希望自己是一個擁有現實情懷的人，這是我對自己的一點要求。那么，什么是現實情懷？我的理解很簡單，那就是批判與愛。批判與愛，缺一不可。我不是什么博學的人，更不是什么偉大的人，可是，我在年輕的時候遇到了一位好老師，這個好老師就是雨果，他說：“在絕對正確的正義之上，有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边@句話踢在了我的屁股上，一腳就把我踢到文學青年那里去了。渴望做一個擁有現實情懷的人，和渴望做一個人道主義者，在學理上其實并不是同一個問題，我不明白為什么，這兩個問題在我的心里居然擰成了同一根繩子。人道主義始終是我的一個尺度，我的愛用的這個尺子，我的批判用的也是這個尺子。所以說，價值尺度是一個極為要緊的東西，沒有價值尺度，你的批判就是罵街，沒有價值尺度，你的愛也只能是花癡。
但是，寫作畢竟有它很強的實踐性，愿望并不能解決問題。我的寫作是從現代主義入手的，在很長的時間內，我在寫作上并不具備寫實能力。一個小說家怎么不會寫實呢？這句話聽上去有些不可思議，但是，我說的是真的。這么說吧，在寫作《青衣》之前，我甚至不會塑造人物。為什么會導致這個情況呢？原因很簡單，現代主義文學并不注重寫實，也不注重刻畫人物。中國的先鋒小說正是從現代主義小說入手的，現在回過頭來看，無論先鋒小說為中國文學做出了怎樣的貢獻，但是，先鋒小說沒有為中國的當代文學提供人物，這是真的。大約在十年前，中國文學經歷了一場回歸，有人說，這叫回歸現實主義，這個說法不準確。嚴格地說，是回歸現實，回歸寫實。沒有一個經歷過現代主義文學洗禮的人，會回歸到傳統(tǒng)意義上的現實主義上去。那是永遠也不可能發(fā)生的事情。
我并不覺得進行現代主義小說的嘗試是走了彎路，我不這么看?，F代主義小說給文學帶來了一次革命，那就是時空關系的處理。過去的寫實作品是嚴格按照物理時間和物理空間進行敘事的，比方說，先寫今天，再寫明天，比方說先寫一樓，再寫二樓?，F代主義打破了這個邏輯，它不那么玩了，它建立起了新邏輯，也就是內心的邏輯。在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許多人都說看不懂現代主義作品，原因就在這里，兩個邏輯系統(tǒng)不對接，當然看不懂。現在再也不會有人說那樣的話了。現代主義最大的貢獻就在于使小說回到了作家個人，它實現了小說的以人為本。
在過去的十多年里頭，我的小說都是寫實的，但是，在技術上，融入了許多現代主義的技術，比方說，在時空的轉換上，自由度更高了。不要小看了這個時空關系的自由轉換，它極大地拓展了小說的空間。換句話說，它壓縮了小說的體量。《玉米》這本書是18萬字，如果我沒有經歷現代主義這一課，同樣的容量，30萬字不一定能完成。
我還想補充一點，作為一個注重現實和注重寫實的人，我一直提醒自己，要勇敢地堅持個人內部的獨立性，不能被外部所左右，這一點是極為重要的。
關鍵詞二 慈善
就慈善的外部特征來看，慈善就是幫助他人、有益于他人。打一個比方，饑餓來臨了，給饑餓者送去饅頭，這就是慈善。是這樣么？顯然不是這樣，所以，如果我們要談慈善，光談慈善的外部特征是不夠的。
我們首先要面對一個大問題，我們要幫助的對象是什么？是人，是生命。這一來問題就嚴重了，慈善的本質問題也就顯現出來了，那就是，我們如何去面對人、面對生命。
人生而平等。很遺憾，這個觀點并不是伴隨著人的產生而產生的，人類意識到“人是平等的”經歷了漫長的精神歷史。某種意義上說，人類的文明史就是人類尋找平等的歷史。這里頭經歷了巨大的痛苦和犧牲。
所以，慈善的首要問題其實就是“拿人當人”，這是基本原則，也是最高原則。還需要說得更復雜么？我看不需要?；氐絼偛诺谋确?，饑餓來了，給饑餓者送去饅頭，這可以是慈善，也可能不是慈善。說是慈善，那饅頭里頭一定伴隨著對人、對生命的尊重，它在最大限度里保證了人的尊嚴；說不是慈善，這個也很好理解，施與者高高在上，或者說，施與者一直在“秀”他的善，好好的饅頭成了“嗟來之食”。
我要指出的是，我們古代的“士”是不食“嗟來之食”的，這和“士可殺不可辱”是一個意思，我們把這樣的行為叫做骨氣，其實也就是尊嚴。這是個人選擇，而“刑不上大夫”則可以看做是有關尊嚴的“制度關懷”了。我要強調的是，無論是個人選擇還是“制度關懷”，這里頭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依然是個別人的事情，它和“眾生”無關。它和真正的有關人的尊嚴的制度關懷無關。
但是，我常說，我們在談論問題、討論問題的時候，范疇是重要的，任何概念都有它的范疇，這是哲學的一個常識。離開了范疇，我們就很容易走向相對主義。我們談論平等的時候也是這樣，在人文主義這個范疇里頭，人的確是平等的，但是，換一個范疇，在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這一個范疇里頭，我們就必須承認和強調人和人是不一樣的。比方說，勞動能力，有些人的勞動力強，有些人的勞動力弱?？墒牵覀兊姆峙湓瓌t是這樣的，多勞多得，不勞不得。這個看上去很平等，但是我想問，一個兩歲的孩子、一個九十歲的老人不能勞動，他該不該有飯吃？回答是他必須有飯吃。殘疾人也是這樣，在人的生理性差異面前，我們必須承認人的不平等，重視人的不平等，如果我們不重視這個問題，我們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就沒有意義。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是大慈善，全社會都要關心它，因為它關系到我們的每一個人。所以我想說，好的社會就應當是這樣的，用平等的心去看每一個人，同時，又用不平等的心去對待每一個人。在一個好的社會里，殘疾人和健全人一定是平等的，同樣，在一個好的社會里，社會一定會有區(qū)別地對待他們。
寫小說其實也是一樣，我不會說《推拿》有多好，但是，《推拿》的寫作過程也幫助了我，讓我學會了用平等的心去看待每一個小說人物，用不平等的方式去處理每一個小說人物。這一點其實很重要。我在寫作的時候時常提醒自己，第一，一定要拿每一個人物“當人”，他們一樣，他們平等；二，一定要充分確認人的差異，他們不一樣，他們的文化背景不一樣，性格不一樣，言語不一樣，內心的活動不一樣。我不知道我說得對不對，反正我是這么看的：寫作就是慈善，最起碼，是一個慈善的行為。
關鍵詞三 崇高
也許我們該說說美學問題了。我們都知道，美學里有三個重要的美的形態(tài)：崇高、滑稽和優(yōu)美。我們先說滑稽。
美的形態(tài)問題其實就是本質與表象的關系問題，在表象大于內容的時候，那就是滑稽。滑稽和幽默、搞笑有關，但是，不可以畫等號。趙本山有一個小品，叫《相親》，他演了一個八級木匠，他是這么解釋八級木匠的：“相當于中級知識分子”，這句話引來了一片笑聲。這就是滑稽。我們把問題換一換，如果一個大學里的講師說，我是一個中級知識分子，你還會笑么？不會，你要是笑，你一定忘了吃藥?？墒?，小品里的趙本山是一副什么造型？很土，很落魄，在這個造型面前，“中級知識分子”就成了一個大概念，一個大帽子，毫不講理地扣在了一個小腦袋上?！般搴锒凇庇肋h是可笑的。表象遠遠壓過了本質，這就是滑稽。
把滑稽說清楚了，優(yōu)美這個概念就很簡單，優(yōu)美就是本質與表象的和諧?！拔馁|彬彬，而后君子，”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優(yōu)美是一種般配的關系，一種恰到好處的內外平衡。
崇高和滑稽一樣，它也是不和諧的，不般配的，但是，意義上是相反的，它是表象企圖控制本質、最終控制不了的一個形態(tài)。相比較于外部，本質有一種絕對的大，康德把這樣的狀態(tài)叫做“數學的崇高”和“力學的崇高”。他把那種“絕對的大的東西”稱作崇高，崇高有一種“超出任何感官尺度的能力”。
從物理上說，喜馬拉雅是崇高，“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也是崇高，從精神上說，“人生自古誰無死”是崇高，“還我河山”也是崇高。無論是數學意義上的大還是精神意義上的大，崇高都有一個特征：內部與外部有劇烈的對抗，存在著一種你死我活的關系。這就是為什么崇高時常和悲劇緊密相連的原因。
我們都知道文革，文革的美學形態(tài)最癡迷的東西是什么？大。大字報、大批判、大串聯。多年之后，一個叫王朔的作家站出來了，這就是我們所知道的“反崇高”。
我覺得我們有必要來看一看文革時期的“崇高”，那個“崇高”有三個特點，第一是大，這個千真萬確，但是，第二個特征呢？是假，第三個特征則是空。常識告訴我們，在假面前，一切都毫無意義，大也是這樣。
如果你告訴我，王朔所反對的是“假崇高”，我支持他，如果你告訴我，王朔所反對的是崇高，我保留意見。
我不想聽別人說，以我閱讀王朔的經驗來看，王朔是反崇高的，假的他反，真的他也反。這就是王朔。
反對假崇高不在我們的討論范圍內，我的問題是，一個作家可不可以不喜歡崇高，或者說，反崇高，我的回答是，當然可以。但是，有一件事王朔自己也沒有料到，那就是他的影響力，王朔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了文學，直接抵達了文化意義，他引領了一代人甚至更多?！榜T小剛作品”直到今天依然沒能擺脫王朔腔，這足以證明王朔的滲透力是多么的巨大。必須承認，他的積極意義和消極意義都是不可低估的。
作為一個讀者，一個作者，我尊重王朔，但是，我要說，他的武器是犬儒的。作為一種自我保護或生存之道，我自己又何嘗不犬儒呢？盡管如此，我依然要說，作為一種主導性的文化，它的壞處是極大的，直到今天，我們的文化依然帶有“千萬別拿我當人”和“一點正經沒有”的調調，我們的文化缺少莊重。——也許把這些壞處扣到王朔一個人的頭上未必公道，然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必須“正經”地“拿王朔當人”，他對我們今天不良的文化形態(tài)有責任。
《推拿》是一部崇高的作品么？不是，絕對不是，但是我要說，面對《推拿》，我要求自己態(tài)度端正，說得大一點，有敬畏心。我不是沒有受到過王朔的影響，受到過，如果你把我全部的作品拿出來看，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但是，本能告訴我，我是后來者，不該沉迷于犬儒主義。
說到這里我也許要跑題，我還是先把崇高放在一邊，來談談我和盲人相處的事情吧，老實說，從我懂事以來，我再也沒有見過比盲人群族更有尊嚴感的人了。無論是對己還是對人，他們都是非同一般的。老實說，這很打動我。他們看不見，可我看得見，在我的眼里，他們的言談和舉止帶上了抒情性，有時候我很為自己慚愧。尊嚴感未必就一定要崇高，但是，犬儒絕對不行。我之所以把尊嚴感的問題說得如此嚴重，這跟我的基本判斷有關，那就是，在當今的中國，尊嚴問題再也不是一個個人感受的問題，它是一個社會性的問題。
缺少尊嚴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不要臉。老實說，在今天的中國，許許多多的問題都是不要臉造成的，我們必須對我們的臉負責，我們需要要臉的文化，我們不能在掙錢的道路上越來越不要臉。我敢說，如果我們各行各業(yè)的人都能像盲人推拿師一樣有尊嚴，要臉，那樣敬業(yè)，那樣對待他人，中國人會喝三聚氰胺么？中國人會吃地溝油和注水豬肉么？一個人不要臉到什么地步才能對人類的食品下毒手？我們都是健全的人，我們睜開眼睛了沒有？我們能不能花上一秒鐘的時間看一看自己的臉？
我是一個經常開會的人，這么多年來我發(fā)現一件事，那就是，在我們開口說話的時候，我們其實有壓力，這個壓力是什么呢？只要你好好說話，馬上就有人說，假正經，這個是輕的，難聽的叫裝叉。人的勇敢其實很有限，我就不勇敢，所以，雖然我不太會耍貧嘴，但是，我也害怕別人說“假正經”。油嘴滑舌就是誠實，好好說話就是裝，難道這不是今天的評判標準么？
都在說中國已經進入了價值多元化的社會了，我一直在說，沒有，沒人相信我。實事求是地說，中國哪里是進入價值多元化的時代了？只是進入了價值缺失的時代。價值的失缺跟多元化完全不一樣，價值失缺的嚴重后果就是文明程度的進一步下降，對崇高的訴求為零、對尊嚴的訴求為零、對體面的訴求為零。只要有好處，有利益，什么事都敢干，什么話都敢說。
關鍵詞四 語言
談到語言，我想先說手機。有一次我在外面吃飯，一個女孩的手機響了，她男朋友發(fā)來了短信，上來就是“你這個小賤貨”。女孩子很幸福。如果我說，一個熱戀中的男孩叫女孩子小賤貨，女孩子因為這個翻臉了，我估計沒有人相信。是的，誰會信呢？我都不信，這樣的事是不會發(fā)生的。叫別人“小賤貨”的人和被人叫“小賤貨”的人都很幸福。
但是，任何東西都怕比較，一比較就有意思了。我們把時光追溯到二十年前，或三十年前，一個小伙子給一個姑娘寫信，上來就是“小賤貨”，我估計那會有些麻煩。從“親愛的”到“小賤貨”，你不得不承認，時代變了。時代的變化首先落實在語言上，語言的變化首先落實在戀愛上。
熱戀中的語言最自由、最奔放，我這個例子也許不恰當，但是，無論例子恰當不恰當，我們語言正走在一條粗鄙化的道路上，這個結論是立得住的。
德國有個人叫顧彬，是個大嘴巴，我們都知道他，喜歡他的人不多。那一次在南大，他講了一件事，是關于二戰(zhàn)的。他說，二戰(zhàn)期間，納粹為了他們邪惡的目的，德語遭到了空前的破壞。歌德、席勒、康德、黑格爾的母語被糟蹋得不成樣子，德語被暴力化了，成了斗狠和殺戮的銳器。顧彬說，二戰(zhàn)之后，德國在整理焦土的同時做了一件事，清理德語，清理德語里頭的暴力傾向。
也許在有些人看來德國人的這個做法沒有必要，希特勒都死了，納粹也戰(zhàn)敗了，恢復生產、吃飯和就業(yè)才是頭等大事，清理語言做什么呢？
語言從來就不是一個小事情，你們會說，你是寫小說的，你才把語言看得那么重要，這個說法很不正確，從根本上說，人類的活動其實就是語言的活動，“三句話不離本行”，這句話聽說過吧？本行就是一個人的文化特征。仔細琢磨這句話，你會發(fā)現，語言對人的控制力很厲害，在三句話之內就會體現出來。表面上，是我們在使用語言，骨子里，是語言在使用我們，甚至，是語言在控制我們。
我剛才說到了一個詞，叫粗鄙化，也就是語言的粗鄙化，語言的粗鄙化很容易迷惑人，覺得這不是一個大事，其實，這件事太大了，為什么呢？因為語言的粗鄙化直接導致文化的粗鄙化。在任何時候，文化和語言都是一個互為因果的關系。
我一直有些遺憾，文革結束之后，我們忘了做一件事，那就是好好地清理一下我們的文革語言。文革語言當然是暴力語言，是一種毫無尊重、毫無敬畏、毫無人性的語言。文革都過去這么多年了，和今天的年輕人談文革就像談遠古似的，可是，從文革過來的人大多都知道，它對漢語的影響是多么地深重，對今天的漢語有多大的傷害。
因為職業(yè)的緣故，我始終保持著和年輕人的交往，現在，我要講一件并不輕松的事情，不少孩子是這樣的：當他和你面對面的時候，他的言談彬彬有禮，他所使用的語言在一個正常的邏輯體系里頭，然而，一轉眼，他進入了網絡世界，嚇人了，他所用的語言簡直讓你不敢相信。我想說的是，我們在面對一個孩子的時候，時常覺得我們在面對兩個孩子或三個孩子，這是一個輕松的說法，事實上，這里頭有嚴肅的問題，那就是人格分裂。人格分裂的基本標志就是一個人在使用不同的語言體系，這不是一個有趣的游戲，我可以說，由語言形態(tài)所呈現出來的人格分裂，遲早都要付出代價。 (作者 畢飛宇 載于《新華日報》 聞 君 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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