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在所有的世界文明中，經過幾千年的發(fā)展到現在，能夠保持其文明的原生狀態(tài)，并一直發(fā)展延續(xù)下來，繼而發(fā)展到一個新階段的，只有中華文明。 不能簡單地拿人家的一套模式、一套道路來規(guī)劃中國的東西，我們必須走自己的路。 政治上的大一統(tǒng)、中華民族共同的意志和精神、“家國共同體”的政治社會制度，是中華文明的三大根底。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以義制利，以道制欲”、“中為大本，和為大道”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 世界上國家太多，民族也太多，要作比較，確實非常困難，所以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早就提出，如果以國家或民族為單位來研究歐洲歷史會比較困難。因為歐洲的國家小，民族很復雜，而且變動特別多，歷史上的分分合合太多。所以，他提出，要以文明為單位來考察世界歷史的發(fā)展。最初，湯恩比把世界歷史上出現的文明分成21個文明，其中，有五個是原生性、原生態(tài)的文明，即古埃及文明、米洛斯文明、蘇美爾文明、安第斯文明以及中華文明。經過幾千年的發(fā)展到現在，能夠保持其文明的原生狀態(tài)，并一直發(fā)展延續(xù)下來，繼而又發(fā)展到一個新的階段的文明為數不多。實際上，也只有一個文明——中華文明，一直延續(xù)到今天。比如中國的文字，從商代的甲骨文，一直到今天我們書寫的漢字，基本上是一脈相承的。同樣，以這些文字為載體的文化系統(tǒng)，甚至是我們的思維方式，包括我們根深蒂固的一些基本的觀念，幾千年來也沒有太大的變化。 跳出西方模式重新認識中國歷史 近代以來，我們認識中國，最初主要是按照西方的模式，從洪秀全到康有為到孫中山，包括嚴復、梁啟超等等，都是大力引進西方的各種觀念重新來衡量中國歷史。十月革命以后，我們用蘇聯(lián)的那一套核心觀念來衡量中國歷史，都是用一個外來的東西來衡量自己。今天，能不能真正做一點獨立的思考，以批判的眼光來重新認識中國的歷史。 1919~1920年，梁啟超到歐洲去的時候，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的后果，接觸了西方許多思想家的觀點，后來，他對之前自己熱情宣傳過的那些西方的個人本位、利益最大化、功利主義、物競天擇等等進行了反思。他提出了對中國要重新認識的觀點。同樣，孫中山先生最初也非常熱衷于西方的那些核心觀念，在革命過程中，他也陸續(xù)考慮到要怎樣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晚年的孫中山在廣州作了“三民主義”的演講，特別強調了我們是要學習西方，但中國古代的政治秩序遠高過西方。在日本神戶，他發(fā)表演說，建議日本發(fā)揚亞洲的王道而不要學西方的霸道。實際上，這一代人已經在重新思考中國自己的發(fā)展道路。但是，后來因為十月革命的成功，蘇聯(lián)的成功，一段時間內，我們又轉向學習西方，甚至全面學習蘇聯(lián)了。我們怎樣按照中國的發(fā)展道路和模式來思考自己？這個問題一直拖了很長時間，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八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恢復了越來越多的民族自信，我們才有可能用自己的頭腦來思考自己的歷史。 我們是一個巨型的國家，巨型的民族，巨型的文明。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最近寫了一本書《論中國》，他得出的結論是：中國有自己的獨特性?，F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粮裨谒臅幸舱劦?，實際上在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這個文明，我們這個國家，我們這個民族在世界的GDP中，曾經占到三分之一甚至更多；一直到近代落后了一段時間，直到改革開放以后真正走對了自己的路，我們用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個概念，就是在追求自己的路。有人估計到2030年，中國將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粮裢袊芰藥资?，終于對中國有了一些認識。我們不能簡單地拿人家的一套模式、一套道路來規(guī)劃中國自己的東西，中國必須走自己的路。 中華文明的三大根底 支撐中華文明不斷向前發(fā)展的，至少有三個大的根底。 第一個根底，自從秦漢以來，我們就形成了政治上大一統(tǒng)的國家。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研究了世界各種文明，他談到了每一個文明的形成，都是有一個先決條件的——從混亂走向統(tǒng)一，形成統(tǒng)一國家，實現統(tǒng)一的和平。這是各個文明形成的基本條件。中華文明自從商周以來，各種小的邦國就已經聯(lián)合起來，而到了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以后，我們就形成了以郡縣制為代表的大一統(tǒng)的國家，它有一個統(tǒng)一的中央政權。唐代柳宗元寫的《封建論》對秦始皇的“家天下”提出了異議，他認為大一統(tǒng)國家下面實現了真正的“公天下”。郡縣制的治理形式能夠從社會各個階層中間，特別從社會底層中選拔大量的優(yōu)秀人才進入到國家的管理層，他們可以做宰相，可以做各省部的各級管理人員或者縣級的管理人員；漢代選拔孝廉賢良；而隋唐用科舉制，科舉制最大的特點，包括選舉孝廉賢良等都是從社會草根中間選拔一大堆人進入到國家管理層中去，這是所謂的“官僚治國”，現在的西方稱為公務員制度，這也就造成了中國社會發(fā)展的特點：權利、財富等能夠很自然地流動，不是固定的。平民經過選拔參與國家治理，國家上下各個階層都有了很大的流動。從唐宋以后，中國做宰相的有一半多出身于平民。這也就使得中國大一統(tǒng)國家早已形成了一種“精英治國”。 我們再來看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所謂“毛澤東的中國”、“周恩來的中國”、“劉少奇的中國”，實際上他們的治國理念有很大的差異?？赡苤芏鱽淼闹螄砟罡嗟亟邮芰酥袊笠唤y(tǒng)的治國理念；而毛澤東的治國理念更多地是想造官僚主義的反，他的理想是巴黎公社式的國家，每個地方都成為一個公社，公社領導人由民眾選舉，隨時可以罷免，公社領導人都只能拿低工資。但是后來，毛澤東發(fā)現自己錯了，他親自抓的試點，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不但沒有形成所謂真正自由的選舉，相反變成了派別斗爭、派系斗爭最尖銳最激烈的地方。中國陷入了毛澤東所說的全面內戰(zhàn)。當時，他有一首非常有名的詩——“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yè)要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笨追蜃拥拿麣馐呛艽?，但實際上，對于治理國家來說，這套東西是行不通的。所以，毛澤東講了“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十批》是指郭沫若的《十批判書》。最重要的是這句話——“百代都行秦政法”，他發(fā)現秦始皇以來的郡縣制是幾千年來形成的治理國家的模式，有它的合理性。毛澤東的這一首詩實際上是他幾十年來治國的一個總結，一個反思。實際上，中國的大一統(tǒng)是非常成熟的，郡縣制有非常明顯的優(yōu)勢，有這樣一套國家管理制度，能保證中國一直不分裂，即使分裂一段時間，最終還是會重建中國的大一統(tǒng)。 第二個根底，中華民族共同的民族意志和精神。湯恩比在世界各種文明比較中談到第二個特點，就是所有世界文明都能形成統(tǒng)一的教會，統(tǒng)一的宗教。中華文明跟其他文明相比，為什么很多文明沒能夠延續(xù)下去？因為他們的統(tǒng)一教會和宗教帶來了不斷的宗教紛爭，甚至長時間的宗教戰(zhàn)爭，最終導致了這些文明的衰落甚至瓦解。而與其他文明相比，中華文明實際上沒有統(tǒng)一的宗教和統(tǒng)一的教會，但是中華民族早已形成了一種共同的民族意志，共同的民族精神。在中國的思想界占支配地位的儒學最大的特點是講每一個人現世的生活。從孔夫子以來，人人都可以為堯舜，人人都可以為君子，甚至人人可以為圣賢，這都是人自身的修養(yǎng)?！洞髮W》中講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從修身到齊家到治國到平天下，每個人都要承擔起自己的社會責任。所以，中國的民族精神不是每個人都歸于上帝、歸于釋迦摩尼，而是每一個人都承擔起對自己、對家庭、對鄉(xiāng)里、對國家、對天下的責任。所以，中華民族最根本的精神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中國人精神的最高民族境界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也是我們改革開放以來，這么多人能夠挺身而出，讓中華民族迅速實現復興的動力所在。 第三個根底，中國早就形成了一種“家國共同體”的政治社會制度。剛才講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實際上就是把個人、家庭、國家、天下連接在一起了，這不僅僅是一種信念，更是一種基本的制度建設。我們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社會保障制度都不是今天才有的。最近，我們剛剛做了一份1400萬字的家譜資料，從4萬多種家譜中間，選入了家譜中間很多有關于教育的資料、社會保障的資料，還有許多現在的史書中沒有的傳記，都非常珍貴。從中可以看出，傳統(tǒng)的家族在社會保障方面其實一直發(fā)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進行義務教育、保證家族的成員以及鄉(xiāng)村的子弟能夠受到基本教育方面也有著非常深的歷史傳統(tǒng)，這些都是中國傳統(tǒng)社會管理、社會自治的一些基本的制度建設。就國家層面上來講，比方曹操的屯田制、西晉的占田制，包括到隋唐的均田制，做的就是土地改革工作。把所有空曠土地都要分配給直接生產者，讓他們占有，一部分是可以永久占有，即“永業(yè)田”，一部分在他們死了之后回收進行再分配。幾千年來，這種制度保障了生產者有自己的土地，能夠在自己的土地上經營，這是國家的責任。 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 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和核心觀念，或者說中華政治文明的核心價值是什么？ 第一，政治方面，中國人早就已經有了一個幾千年來大家認同的、不可動搖的核心觀念——“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習近平同志在浙江的一次講話中也專門講了這段話，“民惟邦本”——只有民才是國家唯一的根本。漢朝初期的賈誼，在《政本》中特別介紹了這段話，“民惟邦之本，民為國之本，民為君之本，民為吏之本”；他還講到“民為國之民，民為君之民，民為吏之民”；以及“民為國之公，民為君之公，民為吏之公。民為國之吏，民為君之吏，民為吏之吏”。說的就是，人民是國家的根本，是國家的命運，也是生命力之所在。所以，“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這一觀點是我們整個民族、整個國家政治倫理的核心。 第二，經濟方面。發(fā)展了幾千年的中國經濟，一直是以農耕文明為自己的根本，所謂“農本社會，農為本，商為末”。商業(yè)雖然非常繁榮，但不能自己生產。近代以來，我們接受了西方的經濟學，亞當·斯密寫的《國富論》的核心觀念是每個人都是“經濟人”，都是經濟動物，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他認為這是現代資本主義發(fā)展中的核心觀念。后來，邊沁提出來利益最大化，包括霍布斯等都鼓吹利益最大化和功利主義。在中國歷史上，其實早就有了這些，比如先秦時期楊朱提出的“撥一毛利天下而不為”，實際上就是強調了每個人都是自利的人，這種觀念曾經風行了一下，但是很快就在中國歷史上銷聲匿跡了。在中國歷史上，一直是把“利”和“義”聯(lián)系在一起的，所以中國傳統(tǒng)倫理的核心觀念是“以義制利”和“以道制欲”。其實，從孔夫子孟子到宋明理學家，一直到今天，我們一直強調的每一個人不僅要自利、利己，而且一定要利他。不僅僅要謀私利，還要謀公利。所以，中國經濟倫理中一直強調的雖然不是否認物質利益和個人利益，但是同時一定要把“義”字當先。這個“義”就是一定要把整體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把公共的利益跟個人的利益很好地結合起來。同樣，每個人都有各種欲望，但人不能無限制、無止境地滿足個人的欲望，更不能不擇手段地來滿足自己的欲望，追求自己的利益，所以必須有一個“道”在前面。以道來制欲，每個人的欲望都要有所克制，有所限制，這就是道。人的價值在于對社會作出了什么樣的貢獻，在文化上有多大的追求。胃的容量是有限的，人的體力也是有限的，但人的精神追求是沒有限制的，所以人的價值更多體現在道的追求上，這也是中華經濟倫理在經濟發(fā)展中一直占支配地位的核心觀念。所以，在經濟發(fā)展中，我們一再強調要統(tǒng)籌兼顧：統(tǒng)籌城市與鄉(xiāng)村，統(tǒng)籌工業(yè)與農業(yè)，統(tǒng)籌中部、西部和東部，這實際上都是考慮到“以義制利，以道制欲”。 第三，文化方面。社會倫理或者社會文明的核心價值實際上是《中庸》中所講的“中為大本，和為大道”。所謂“中”就是考慮任何問題時必須考慮到空間上的四面八方，必須考慮到時間上的過去和未來?！爸小笔且环N非常了不起的世界觀，是一種整體性的世界觀，它看到了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存在，一陰一陽謂之道。老子講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同一物都是由對立的兩個面組成的，有了對立面才能產生新的思維，萬事萬物都是矛盾運動的產物，所以考慮任何問題的時候，都不是簡單的“調和，折中”，更重要的是要求我們有一個整體的世界觀。正是因為承認國家和社會的存在是一個矛盾的結合體，怎么解決這些矛盾？最終是要追求對立面的統(tǒng)一，即“和”，強調的是矛盾漸進式的解決。 我們提出來的和諧社會，從根本上講就是“中為大本，和為大道”的現代表述方式。中華文明中的世界倫理的核心價值就是《易經》、《周易》中講到的——“德施普爾，天下文明”?，F在有人發(fā)表“中國威脅論”，說中國從古代就是一個擴張的國家，有朝貢的貿易體系。但是，有一個簡單的事實：中國有那么多周邊的國家甚至更遠的國家來朝貢，如果講貿易，我們是虧本的,因為，人家來送一點點奇珍異寶，而我們卻要回饋他們大量的金銀財寶。明代有很多國家來朝貢，后來明朝財政吃不消了，將以前一年進貢一次改為三年、五年來一次，后來干脆讓他們不要來朝貢了。中國歷代對外關系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德施普爾”，就是以道德文化的普遍交流和繁榮作為對外交流的根本。中國傳統(tǒng)講“華夷之辨，夷夏之防”，從孔子的觀點看，更多是文化上，而不是種族上的，他強調要用先進的文化來影響其他的國家，同樣廣泛吸收外來的文化充實我們自己，這是一種真正的“德施普爾”。還有我們追求的“天下文明”，普天之下都進入到文明的世界，這對今天的世界來說，有很強烈的現實意義。 中國現在正在迅速發(fā)展中，我們必須承擔起更大的世界責任。中華文明每一次的大發(fā)展都是廣泛吸收了外來先進文化充實自己、豐富自己而實現的。比如唐宋時，我們廣泛吸收了印度文化，特別是佛教文化；我們還從西方，從西亞、中亞等地區(qū)吸收了許多伊斯蘭文化的優(yōu)秀成果，贏得了唐宋時期的巨大發(fā)展。明清以來，特別是近現代以來，我們從西方吸收了很多東西充實自己。但是，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中華民族是中華民族自己的民族，中華文明是我們自己的文明，吸收這些是為了更好地豐富自己，發(fā)展自己，讓自己的文明歷久而彌新。當今的中國必須承擔起對世界更大的責任，我們要用一套新的世界觀念、世界秩序、世界倫理倡導于世界，謀求全新的世界新秩序，這是我們的責任。既不自卑也不自大，只有采取這樣一種謙虛、嚴謹、認真的態(tài)度，我們的歷史才能夠更好地讓我們多一點智慧，多一點責任，對今天的中國和世界多一點貢獻。 (本文作者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姜義華 聞君 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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